8岁的农民朱开平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和老婆、孙子一同在村口等待去往深圳的长途客车。他要去深圳找儿子，也要找工作。之前，他在家里已经种了30多年水稻。
虽然在年龄、学历、技术等方面不具备一项优势，但朱开平还是把自家的10亩稻田以每亩100元的价格租给了别人，开始了人生新的拼搏。他说，对种田已经失去了兴趣。
这是一个可怕的现象，而且在蔓延，更无法预知未来。
这里的很多农民对土地的热情远远逊色于他们对发达地区招工的注意力。“鱼米之乡”两湖平原，水稻种植出现了尴尬。虽然种植面积仍保持稳定，但大量的双季稻改为单季稻、渔塘成片地出现在田埂上、经济作物更被农民看好，这将对传统种植农业造成巨大冲击。
虽然国际米价创造了34年的新高，各级政府也在不断强调粮食种植的重要性，但生在“鱼米之乡”的农民们，似乎对此还没有什么感觉。
水稻“双改单”
在两湖地区的农村里，几乎每个村子都有通往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的长途客车，每天都会有一些青壮年村民甩下村庄、土地和农田，坐上离家的客车。
湖南和湖北都是中国产粮的大省，而两省粮食生产的重心又在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两处平原分别位于长江两岸，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是难得的一块宝地。 上千年来，两湖平原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其次为小麦，实行一年两熟耕作制。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粮、棉、油及水产基地。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水稻栽培技术的改进对于提高水稻单产、增加水稻总产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期，水稻生产历史上发生一次革命，即高秆改矮秆、单季改双季、常规改杂交，使高产、稳产有了更有效的保障。90年代，曾达到一时的辉煌。监利县曾一度是全国第一产稻大县，全县一年的产量够全国人吃50天。
朱开平的家就在监利县朱河镇迎接村。在两湖平原，绝大多数农民都会同意他的这种想法。离开土地、离开家乡，进入喧闹的都市。如今，全国曾经的第一水稻种植大县监利，有28万农民在外谋生，一半以上的青壮年都离开了土地。
73岁的黄希川说，他活了大半辈子，一直生活在乡村，但对现在的农业有些担忧。他是宋朝大诗人黄庭坚第27代孙，曾经当过生产队队长、朱河镇工商所所长，现在是监利芦陵诗社社长。
朱河镇曾有“小汉口”之称，十分繁华，“说话嘴挨嘴，走路腿碰腿”。如今在“小汉口”走路，谁也碰不到谁的腿了——青壮年人几乎都出去打工了。
“剩下的是61（儿童）、38（妇女）、99（老人）部队。”黄希川打趣地说。他闲下来总去老朋友李高的店里闲逛。李高开了一家农业生产资料店，主要向各村批发化肥和种子。李感觉“生意越来越难做，化肥销量逐年下降”。
李高生意的好坏，是农民种田的晴雨表。如今生意不好，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农民把双季稻改为单季稻，全镇大概达到70%。
曾经一直以双季稻种植为主的两湖地区大量出现双改单，也正是国家农业部门担心的事情，一亩双季稻和单季稻之间的产量差距是500斤，这个数量级整和起来将是一个惊人的数据。
以监利为例，去年全县水稻种植188万亩，其中双季稻只有85万亩。而在历史最高峰时，监利的双季稻种植达到150多万亩。近70万亩的缩减，每亩减少500斤。监利所属的荆州市，去年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550万亩，而双季稻只有100万亩左右。
水稻“双改单”已经引起了各级政府的关注。
3月底，农业部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狠抓春播面积落实，确保春播粮食面积不低于去年的水平，坚决遏制耕地撂荒和水稻“双改单”。
“预计今年我们双季稻能增加14万亩。”荆州市农业局一位姓刘的工作人员表示，今年双改单能有所缓解。
春节过后，两湖地区很多县市开始动员农民多种植双季稻。但显得有些徒劳，农民依然故我，不为所动，更多人外出打工，把仅有的土地留给老人、妇女或租给别人。在这里农业在农民心中已经成为副业，或者说不能成为一个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当然，那些种粮大户除外。
朱河镇56岁的黄姓妇女，带着女儿在家，丈夫和女婿在外打工。黄每天在家附近的小河里用电网打黄鳝，每天收入大概在50元左右。几乎零成本的投入，带来的效益比家里5亩水田可观得多。她并不把种稻子当回事，“忙得很”，之所以还种，主要是为了自己家里吃。
抛荒在希望的田野上
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挂口村村口，淅淅沥沥下着小雨，潘文喜坐在摩托车上，注视着从市里过来的每十分钟一趟的15路公交车，这里将出现他的客人。他负责把一些离家还有一定距离的人送回家，每次能得到3到5元的收入。
这个收入，加上家里10亩田，潘有足够的理由看不起外出打工的同乡。“他们一年下来也就存1万多，我这样还能存3万多呢。”
潘家里有10亩田，7亩种南瓜、3亩水稻。南瓜主要用来赚钱，水稻留作自己家平时的主食。每亩近1500多元的收入差距，使像潘文喜这样的君山区农民更多地选择了种植经济作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