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4年10月10日下午2时，修缮一新的东京国立奥林匹克体育场内万人攒动。
当19岁的早稻田大学生坂井义则手擎冒烟的火炬点燃了奥运圣火时，全场沸腾了，场内的7万余名观众和场外站着的8万名观众发出了山呼海啸的欢呼声，8000只和平鸽在空中翱翔，5架飞机划过湛蓝的天际，留下五条带有五环标志的烟火。
留着两撇胡子的日本天皇裕仁和坐在他身边的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也为这一刻起立鼓掌，在现代奥运会走过68个春秋后，亚洲终于第一次迎来了奥运圣火。
事实上，在此之前，作为亚洲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日本第一次迎来奥运主办权时，二战的硝烟正弥漫在全球。当东京再次迎来奥运会时，人类告别二战已19年，轴心国早已烟消云散。这个在废墟上重新建立自信的国度极其渴望一届成功的奥运会，向世界展示战后日本的新面貌，展示逐步走向世界的日本，摆脱战争阴影，走向正常国家。
无与伦比的热情
点燃奥运圣火的坂井义则是在原子弹爆炸当天出生的广岛人，他的父亲便是原子弹的受难者。这位灾难的幸存者本希望以400米田径运动员的方式参与奥运，但成绩并不突出的他在最后一次预选赛中被淘汰，却意外地获得了这个青史留名的机会。
日本期望由坂井义则点燃圣火，来表达日本人民对和平的祈愿。不过，这引来了美国方面的责难，美国人认为这有“祭奠军国主义”的意味，极力反对。
但日本人坚持了自己的想法。不仅如此，在奥运开幕式上，日本人还将一尊古希腊胜利女神耐克——她常常站在希腊守护神雅典娜的手上——的神像安置在了主席台的北侧。神像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尊没有翅膀的耐克女神像，因为日本人认为，没有了翅膀的耐克将会把胜利与和平永远留在日本。
带着这些光荣与梦想，日本人为这届奥运会投入了空前的热情。公开的数字显示，日本为办好这届奥运会，投入了30亿美元——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足足是下一届的墨西哥奥运会经费的15倍，如果按购买力来换算，这笔投入即使与现如今正在北京大兴土木的奥运投入相比，也不遑多让。
这笔钱中有一小部分投给了场馆的建设和扩建，大约有三分之二是投给了东京的交通和市政建设。东京的标志性建筑之一，高达321.36米的东京电视塔便是在奥运前夕完工的。事实上，筹办奥运期间，东京至少冒出了1万多栋各式楼房，而多条城市高速路则使得东京的交通焕然一新。
连接日本两个最大城市——东京与大阪——的新干线也在奥运开幕前9天通车，500多公里的路程只需要花费3个多小时的行程。通车当天，民众聚集在沿线挥手欢呼，沿线的公路上，司机们纷纷停车看着列车呼啸而过。“日本不仅仅是在祝贺一条新的铁路线，而是在向世人宣告这个国家战后工业的崛起！”美国《时代周刊》当年的报道评论说。
重建礼仪之邦
假如你在奥运前夕造访东京，你一定会为眼前的场景吃惊不已：东京市内的许多主干道上布满了数人深的大坑，统计数字说，这座城市为了修建高架路桥，一共挖了1万多个大坑。此外，还有5万多名市民因奥运工程不得不搬出自己的祖宅，有7000千多栋房屋被拆迁。这座当时全球最大的城市里到处沟壑纵横，由此导致的交通事故竟使一千多人丧生。
为了应对东京的缺水问题，政府奋力开凿运河，从近旁的河流向城市引水；日本自卫队的飞机时刻在东京上空盘旋，将干冰和水珠洒向每一朵飘过东京的云彩上；东京市内的拉面馆则被要求减少烹饪量，游泳池被关闭，澡堂子则要严格限制营业时间；甚至，在东京银座的夜店内，吧台女郎会把马提尼干邑直接递给顾客，强迫他们“救救东京，不要再往酒里加水了”。
在一些细节上日本人同样精益求精。
1963年，在为奥运热身的东京体育周上，一些高级酒店为各国运动员准备的签名簿上被贴上了许多年轻女孩的照片，照片下面还标注着：“这个可爱的女孩就在外面等着您呢！”这种色情业的泛滥让日本人感到很羞耻。
为了让奥运观光客们对日本这个东方礼仪之邦留下一个好印象，1963年，日本警方推行了“清洁运动”，不仅春药和壮阳药的生产和销售遭到禁止，便衣警察们还被派到杂货店去阻止这些药品的贩卖。
而东京的1200座夜店则被硬性规定，晚上11点以后，店内灯光亮度必须保持在10勒克斯以上——这个亮度可以保证人们在灯管30厘米开外，也能轻松阅读报纸——保持这种亮度当然不是为了让顾客在里面阅读报纸，而是便于便衣警察来这里检视。不过夜店们很快就装上了秘密的电灯按钮，当警察们带着光亮监测仪来到夜店时，服务生们会迅速而隐蔽地将亮度调到法定的范围。
掀起全民狂热
民众的奥运热情也被广泛调动了起来。先是在富士山脚下的甲府市，当地的书商率先在全国抵制了37种色情杂志，随后这种抵制迅速蔓延到全国，到1963年年底，“全国的7000家书店参与进来，至少有4本不合时宜的杂志因此歇业。”《时代周刊》当年的报道如是说。
在以奥运前夕为背景的日本电视剧《凝视生与死》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在与东京相距500多公里的大阪市的大街上，也到处竖立着东京奥运会的宣传标牌和雕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