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需要像个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看到华尔街大腕们一脸沮丧就暗自窃喜；也没必要像新保守主义者一样，怀疑专家和政客们是因为心存嫉妒，所以眼睁睁地看着财阀们在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却不采取补救措施。
在这个世界上，财富和由谁拥有财富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我们的观察和思考。如果这个事实让你觉得神经过敏，那么，你可能需要了解一下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
财富与幸福
1974年，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了这个有趣的观点：一旦一个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达到了一定程度，该国总体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将不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幸福感。但是在一个国家内部，人们仍旧普遍认为越有钱的人就越快乐。这就产生了悖论。
当然，如果你不是亿万富翁，你一定会对财富和幸福不成正比的说法嗤之以鼻。但是，伊斯特林悖论仍对政策的制定有着很大影响。假如你管理着一个国家——比如法国——并非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仍有很多东西可以让人们感受到幸福。你可能会像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一样，宣称要摒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概念，用一些更加微妙的指标来衡量人们的幸福程度。
GDP的增长并不能让人们感到更加幸福，这种观点同样深得环保人士的认同。如果你担心人类的活动正在破坏这个星球，那么一直以来的观点恐怕又会让你感到矛盾——所谓的世界发展就是要提高几亿人的收入水平。但是，如果提高收入真的不能让人们感到更加幸福，西方的自由环保主义者们又为何会对其所倡导的中国人永远不要摒弃自行车而感到心虚呢？
许多人担心西方社会收入差距的增大，会引发一系列潜在的不良后果，伊斯特林悖论给他们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解决伊斯特林悖论的一个方法，就是辩证地分析财富和幸福的关系：我们因为比周围的人更加富有而觉得幸福——或者因为周围的人比我们更加富有而觉得郁闷——国家总体的经济增长并不能给每个人带来快乐。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新镀金时代的来临，甚至由此所带来的总体经济增长，将让我们更加郁闷。
驳斥悖论
然而，美国两位初露锋芒的经济学家却于近期撰文指出，伊斯特林悖论并不存在。沃顿商学院（Wharton）的贝齐·史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和贾斯廷·沃尔弗斯（Justin Wolfers）整理分析了大量关于幸福感的历史数据。他们推断，国家总体经济增长的确会让人们感到更加幸福。从时间上讲，人们一代比一代富有，也一代比一代幸福；从空间上讲，生活在富有国家的人要比生活在贫穷国家的人幸福。此外，他们还驳斥了“幸福指数”的概念，这一概念指的是，当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之后，进一步的增长将不会带动国民幸福程度的增长。
史蒂文森和沃尔弗斯的研究非常重要，我个人也希望他们的理论能够经得住仔细推敲。首先，这个研究成果符合我们的直觉，我很高兴他们能够用呆板的科学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直觉是正确的。毕竟，如果变得富有不会使我们感到更加幸福，为什么又有这么多人把保证后代比自己更有钱当作首要人生目标呢？而且，如果财富的作用是相对而非绝对的，为什么又有如此多的人不惜抛弃现有的一切，从贫穷的国家移民到富裕的国家呢？
这不是说，我不相信伊斯特林悖论。对于生活在一个由富人统治的时代的普通人来说，金钱非万能这种观点的确很有市场。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即使你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优秀的社会制度，寻找其他方式来衡量金钱之外的东西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做一位出色的作曲家可能不会让你变得非常富有，但是绝对有价值；一位急诊室医生或者一位教师永远都不会比史蒂夫·施瓦茨曼（Steve Schwarzman）（黑石集团创始人）赚得更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为社会所做的贡献就少。也许伊斯特林悖论的真正意义在于提醒我们，不应该让那些经济学家或幸福研究者们来为我们衡量财富和幸福的关系。
毛心宇 译
伊斯特林悖论
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又叫伊斯特林反论、伊斯特林逆论，是由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即：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其中美国居第一，古巴接近美国，居第二。
伊斯特林悖论另外又称为“幸福—收入之谜”或“幸福悖论”。现代经济学是构建于“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这样一个核心命题之上的。然而，一个令人迷惑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而这就是“幸福—收入之谜”或“幸福悖论”的表现。
伊斯特林悖论的解释存在各不相同的多种理论。这些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忽视变量”理论。这些理论认为，经济学仅关注收入、财富和消费，而忽略了影响人们幸福的其他许多重要因素，包括：激励与创造、健康、政治参与、社会渴望、自由、利他主义的丧失、不平等、社会资本的减少和地位外部性。特别是，如果这些非经济因素与收入、财富和消费等经济因素呈负相关时，那么随着GDP的增长，许多影响幸福的非经济因素会下降，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抵消经济因素带来的正面作用，于是就可能出现收入增加了而人们的幸福没有相应增加的“幸福悖论”。
另一类理论注重的是“比较视角”。这类理论包括相对收入理论、参照组理论或攀比理论。这些理论从收入本身出发，认为个人效用与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关，但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攀比水平）负相关；当社会变得更富裕时，攀比水平随之提高，导致收入—幸福曲线下移，从而使得总效用水平保持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