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一个阴霾的下午。模特、电工、裁缝师们正在为当晚的普拉达时装秀做着最后的准备。在城市的另一边，一群年迈的女人聚集在圣玛利亚·安诺兹塔修道院的“红教堂”（Chiesa Rossa）里做弥撒。红教堂是一个面向工薪阶层的教会教堂，于1932年由建筑师乔凡尼·莫席奥（Giovanni Muzio）设计建造。莫席奥是当时意大利现代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新古典主义建筑师团体“九百派”的优秀代表。教堂的面墙刷成红色，走进教堂，是一个通风良好的巨大空间，内墙粉刷成白色，有着大量新古典主义的细节装饰。10年前，这里安装上了五颜六色的荧光管。看得出设计者颇费了一番心思：半圆形的后殿用的是蓝色，十字形翼部用的是红色，圣坛上则用黄色灯光，以制造出类似宗教光环的效果。
低语的女教徒们沐浴在一片暖色调之中，站在教堂的一排排长椅间。灯光设计丹·弗雷文（Dan Flavin）是美国极简主义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专门从事雕塑设计和灯光艺术。这些荧光管是普拉达公司送给教堂和附近建筑的一份礼物。普拉达公司在1993年成立了PradaMilanoarte基金会，这个基金会跟普拉达的服装一样，在艺术界享有顶级声誉，以其敏锐的目光和出手大方闻名于世。
成立至今，PradaMilanoarte基金会已经做过好几个知名艺术家的展览，如大地艺术家沃尔特·德·玛利亚（Walter De Maria）、迈克尔·黑泽（Michael Heizer）、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路易丝·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雕塑家安尼施·卡普尔（Anish Kapoor）、大卫·史密斯（David Smith）、新媒体艺术家山姆·泰勒－伍德（Sam Taylor-Wood）、史蒂夫·麦柯奎恩（Steve McQueen）等等。基金会也曾举办过一些哲学讲座，组织过意大利、俄罗斯、中国电影节，放映这些国家一些不为人知的电影，虽然反响要小一些，但也彰显了基金会的品位。随着越来越多的钱进入艺术界，全球各地的艺术投资人和资助人都开始大量涌现。如美国人埃里·布罗德（Eli Broad），他在洛杉矶博物馆展出私人收藏，宣称他永远不会捐出这些作品。意大利人帕特崔西·桑德里托·勒·勒巴登戈（Patrizia Sandretto Re Rebaudengo）自己筹建了一座美术馆，除了举办一些巡回画展以外，还时不时地展出一些自己的收藏。但PradaMilanoarte基金会跟纽约的迪亚基金会（Dia）、休斯敦的美尼尔美术馆（Menil）一样，保持了它们又酷又神秘的风格，而且展出的都是当代艺术领域最具实力的艺术家的作品。
质朴无华的普拉达
平均每年，普拉达的这个基金会都会挑选出两名艺术家，资助其做一件大型作品，或是在艺术家野心勃勃的梦想之中，但一直缺少资金和合适的机会创作的作品。除了弗雷文的上述作品以外，多年来最终的艺术作品大多都在一个名为Via Fogazzaro的工业空间里展出，这里也是普拉达的T台，每年都会在这里举行五六个时装秀。
现在，基金会已经选好了未来的展出场所。一个水泥和玻璃构成的建筑群，坐落在米兰城南一个偏僻的角落，由一些19世纪末20世纪初简朴风格的仓库房组成。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将重新设计这个空间，预计3到4年后改造完成，到时候普拉达的这个基金会将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中心，拥有一座功能齐备的展厅，可以长期展出其收藏的部分作品。这至少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安抚掌门人缪西娅·普拉达（Miuccia Prada）的内心，她曾说过，资助艺术家做作品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从不认为这么做是为了给自己聚集起一批个人收藏，“虽然我们现在确实有了不少艺术家的作品”。
上个月，我去普拉达总部拜访了她，在顶层工作室，这个传奇女人坐在一张质朴无华的长桌背后，一排落地窗外是长满植物的阳台。这个工作室几乎可以称得上毫无特色，除了房间中间的一条金属斜道，它盘旋向下，延伸到三层楼下的庭院。这是德国艺术家卡斯滕·霍勒（Carsten Holler）的作品，曾受过基金会资助。
普拉达女士穿着一件白领衬衫，扣子一直扣到脖子，一条黑色的裙子和一双后跟沉重的鞋——她让你觉得是一个女学生和成功女性的综合体。她嗜爱工作远近闻名，但却又和善可爱，甚至时而会对你放几下电。“一个人明白的事情越多，经历得越多，就越开放。”她向我介绍基金会历史的时候说道，“艺术是我的第二职业。我有时碰到一些艺术家，比如森万里子，我在纽约见着了她，她心里有一个梦想，可能苦于资金原因一直无法实现，我就非常愿意帮他们实现这些大型的艺术计划。开头的两年，基金会主要投资了一些电影。我们曾希望哲学家和艺术家可以走到一起，但最后没有成功。你知道做一件相关的事和真正做一件事是不同的。”
有两种资助行为，一种来自公共机构，另一种则是私人赞助，资助人为他人无偿提供资金，但如果把这看作是完全利他主义的行为则是天真的。普拉达女士至今还把艺术和服装分开看待，艺术展和时装展彼此分开，而在她的服装设计、专卖店和广告中也不会看到这些艺术品的身影。普拉达女士对圣罗兰设计的蒙德里安女装和路易威登的理查德·普林斯手包不以为然。她还曾经说过，时装虽然很有趣，但难免轻浮，终究是一种商品，而当代艺术是严肃而充满智慧的。这是1968年那一代的典型思维：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通过展示自己前卫的艺术趣味和对时装的鄙视来表明自己是现代社会的一员，虽然这些人对穿衣服个个都非常挑剔。
当之无愧的皇族
可能你会说，普拉达女士误解了当代社会对时装和艺术同等看待的眼光。但不管怎么说，普拉达所做的一切都在不停向世人表明，这是一个有着颇高品位的时装设计师，一个非常时髦的资助人，时时玩弄着时装界对俗气避之不及的心态和艺术家们对成名永恒的热衷。《纽约客》作家迈克尔·斯贝克特（Michael Specter）曾经很精妙地写道，衣服、鞋和手包让人们满心欢喜地“展示自己更为优雅的那个版本”。这也正是许多穿着普拉达的艺术收藏家们心知肚明的一点，穿着普拉达让他们更容易被艺术圈接受，因为在这座金殿里，普拉达和丈夫帕特里西欧·博泰利（Patrizio Bertelli）是当之无愧的皇族。
在开头提到的普拉达时装秀上，模特们穿着蕾丝上装和传统风格的灯笼裤，踩着华丽的高跟鞋行走在T台上，看起来好像踩在花盆上一样。在观众席前几排坐着几位艺术家：霍勒、森万里子、弗朗西斯科·维佐里（Francesco Vezzoli）、托马斯·迪蒙（Thomas Demand），他们无一例外都曾接受基金会的资助，完成了个人履历上最好的作品。跟他们坐着的是建筑家雅克·赫尔佐格（Jacques Herzog）。在阿玛尼的时装发布会上，你不会看到这样的一群观众。
“她脑子里想到的东西跟艺术非常接近。”艺术家纳塔莉·狄欧博格（Nathalie Djurberg）评价道。这个金发圆脸的瑞典人是一位著名的动画艺术家，专门以黏土作为材料制作关于谋杀和暴乱的动画片。她已经被选中参加普拉达基金会的下一个展览，这次，她将使用大型雕塑来做动画。
“我当初想到这个主意的时候自己都吃了一惊。”狄欧博格回忆说，“所以我做了一些改变，并且和普拉达女士进行了讨论。跟人解释自己的想法总是费劲的事儿，因为很多人不知道你干吗那么想，但普拉达女士让我很安心，跟她讲话就和跟另外一个艺术家讲话一样顺畅。”我于是问了普拉达关于此事的想法，她耸了耸肩说，如果你让艺术家自在发挥，你必定要接受不确定性，甚至失败，因为艺术毕竟是一件创造性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