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入主白宫时国难当头。当时的美国，每10个人中就有4人失业。银行纷纷倒闭，争相取款的人们经常在银行柜台外面排成长队。 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就职演说，宣称“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他在随后几天之内完成了保护银行的立法。并首次在电台发表“围炉夜话”：“如果人们知道钱仍然在他们手里，什么时候想要就可以什么时候拿，这种恐惧的梦魇就很快会烟消云散。”他的话大大缓解了笼罩全国的紧张气氛。 “围炉夜话”发表的第二天，存款额就超出提款额1亿美元。 卡罗（Caro）先生写道，“他一个人的信心鼓舞着所有人的信心。当他微笑着面对危机时，危机似乎不复存在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称之为个人崇拜？ “个人崇拜”是一个贬义词，但是换个说法，例如“领袖魅力”，就成了我们在罗斯福和其他一些领袖身上看到的闪光点。“现在，一切能唤起人们共鸣的演讲者都有可能会被扣上个人崇拜的帽子。”卡罗先生在一次受访中发表过这样的意见，“但是，你要回头看我们的历史，拥有这样的领导人是多么重要。他们能够引起听众的共鸣，能够让整个国家团结在一起，能够让自信之心遍布全国，能够让民众牢记伟大的事业。”何为领袖魅力早期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ber）将领袖魅力定义为“权威的三种理想形态之一”，另外两种是法律和传统。这种气质扎根于某种魔力和英雄崇拜的基础之上。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在肯尼迪身上捕捉到了一种冷静。施莱辛格先生成了肯尼迪的一位著名崇拜者——他本人在写一本关于1960年洛杉矶民主党选举大会的书。梅勒先生描写了肯尼迪的内在气质，当时他的皮肤晒得黝黑，牙齿亮白，面对着潘兴广场上的人山人海和无数镜头。
梅勒曾写过，“他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有一种难以捉摸的超脱之感，即使与他共处一室，你也不会有‘总统就在旁边’的感觉。”
不管按照哪种定义，卓越的领导者都应在国难当头的危机时刻出现，或许是因为国家政治正处于真空的时期。施莱辛格先生在1960年曾写过一篇《政界新气象》（“new mood in politics”），主要内容是对“这个国家在十几年前占据主流的思潮开始淡薄，甚至根本踪影皆无”这一问题的讨论。他还写道，“人们对国家的发展重点高度不满，对国际形象和国家目标也忧心忡忡。”这也许正是目前支持奥巴马的民众所感受到的气氛。关于奥巴马美国波士顿学院布瓦西（Boisi）、美国公共生活和宗教研究中心的主任艾伦·沃尔夫（Alan Wolfe）表示，奥巴马先生不过是造势，这可以理解。“政治的主题是政策，但也会让所有公民有共同承担责任的参与感。”哲学家称之为“公民宗教”，使用宗教语言和升华方式讨论国家大事。罗纳德·里根的悼文里的句子——“山巅上的光辉城市”就是一个经典的子。沃尔夫教授如是说，可以与之媲美的奥巴马先生在称里根为转型领袖时就隐含着这一点。他还说，“在爱国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我们的国家迫切需要的是温和的公民宗教，他想回到里根时代，去作一个民主党员，执行民主党的政策。” 但是，同样是这句话，其他一些人却以愤世嫉俗的眼光看到了个人崇拜。 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肖恩·韦伦兹（Sean Wilentz）说，“此次选举面临的麻烦是，它已经远远超出了期望和变革的范畴，成了一种救赎。”他和克林顿家族是相识多年的朋友。他说：“总统以政治救赎者的形象出现，而我担心这最终会导致承诺远远多于政治本身能够兑现的部分。”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指责他增加“虚假的愿望”。他却在新罕布什尔州演讲时反驳说：“我们不需要上面告诉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需要的是，能告诉我们可以做什么的总统！告诉我们能够实现什么！告诉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竞选过程中奥巴马阵营的几轮志愿者培训活动都有点传道的味道。韦伦兹先生评论说，“把奥巴马与罗斯福总统混为一谈则犯了一个根本性的历史错误，就如同把领导和救赎混为一谈。前者提供了特定的改革计划，而后者则只关乎希望和改变。” 甚至在崇拜罗斯福总统的问题上，历史学家们也很快就指出他在为了连任选举而周游各州后不久，他提出改革最高法院并任命6个新的法官的议案，希望能够结束宪政权力的分离。他没有能够像前任那样连任，不过有人说，这却让他成为了自己人生中的总统。 总统传记作家桃瑞丝·卡恩斯·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找出一封“追星族”写给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信件，读了其中一小段：“我失去了房子的屋顶，工作也没了，老婆生我的气，连狗也死了，但是只要有你，就什么也不用担心了。”领袖魅力如何转化问题的关键是领袖魅力是否能够转化成立法行为以及如何转化。 当肯尼迪过世的时候，人们都怀疑如果他还在世，他是否会接受约翰逊力推的民权立法。虽然约翰逊是肯尼迪的继任者，但是却一点也不像他那么酷。 当克林顿夫人谈起约翰逊和改革斗士马丁·路德·金（Dr. Martin Luther King Jr.）等人是如何实现民权立法时，古德温女士非常赞成：“她说得很有道理。”约翰逊的伟大在于争取到了南部共和党的支持。“这需要他了解每个参议员，他们是一个群体。如果马丁·路德·金没有让整个国家群情激愤，而富兰克林总统没有接受这个职位，那么国会也不会受到那么大的压力。当然，如果没有约翰逊总统 ，那就连这个职位都不复存在了。”
然而，正在写关于约翰逊和肯尼迪家族的著作的卡罗先生说，他已经意识到了约翰逊影响国会的另一个方面。约翰逊处理立法的手腕无人可比，他要求彻底结束偏见，并用变革的语言陈述自己的观点：“我们将克服一切。”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马丁·路德·金的一位助手正好转身并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场面：马丁·路德·金这位伟大的民权运动领导人正在流泪。总统传记作家古德温女士认为，最理想的情况是把经验与魅力合二为一，“如果能把希拉里和奥巴马变成一个人就好了。”
NYT 姜春燕 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