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午餐刘永好只吃了简单的蔬菜和咸菜，连平时最爱的回锅肉也不吃了，他不是素食主义者，但是最近有一种很奇怪的厌食情绪围绕着他。这种厌食情绪的产生刘永好自己也很难解释，“最近一个月我吃了两次回锅肉，以前我几乎是每周吃5次吧。”
回锅肉是川菜的特色，用的是五花肉爆炒配以四川豆瓣酱，所谓回锅，在四川指的是第二次食用的时候爆炒更好吃。刘永好喜欢吃那种肥瘦肉均匀分配的优良五花肉，“五花肉之前的价格是11块钱一斤，现在18块钱一斤，上涨了。”当然，他不是因为价格的上涨而不吃回锅肉，只是把最近猪肉上涨的矛头指向了他，这样的社会压力和媒体压力，让刘永好谈猪生惧，何况大快朵颐的吃猪肉。
石油影响猪肉
“很多人都以为这一轮CPI上涨是猪肉涨价引起的，但实际上石油价格上涨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刘永好说。
“不是猪肉本身的问题，本来进猪嘴的粮食，如今都变成汽油，进了汽车的嘴，能不涨吗？”刘永好不同于很多企业家之处在于，面对困难的问题他绝不采取打太极回避的回答方式。刘永好把猪肉涨价的问题归咎到是石油上涨的原因，这样爆炸性的回答，刘永好心里很清楚，这也许就是明天某些报纸的标题。刘永好继续说道：“肉价飞涨除了饲料价格上涨、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有关疫病风险影响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养殖户散户式养殖与现代规模化养殖，在短期内不能衔接，造成的供应压力。”
刘永好太了解中国农村的一举一动了，从小生长在农村，选择最了解的行业创业，刘永好是从中国农民中成长起来的，他现在的实力足以影响中国一部分农村的发展。如果你不是很关注中国农业的人，你很难从他的嘴里挖掘出问题所在，而你很容易在和他谈话的时候被他带着走。
刘永好巧妙地将猪肉上涨的问题上升到了中国农村劳动就业的问题，“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很多散养户正快速退出养殖业，而现代化规模养殖又未能跟上，导致养殖总量下降，最终造成生猪的供求关系失调，猪肉价格走高。”
随后，刘永好胸有成竹地列举数据证明，让人更难反驳。“两亿多农村精壮劳力都外出打工了，留下老弱病残守家园，劳动力不够，本来就小得可怜的农村家庭养殖规模就更小了，在东部发达城市，好多家庭都不搞养殖了，他们算了一笔账，全家种地养殖刨去饲料等成本，剩下的和一人外出打工挣的钱差不多。而2.5亿外出农民工中，有5000万外出经商，1.5亿打工，因此，在城市5亿农产品消费者的规模上，又增加了2.5亿，消费增加很多，生产却没跟上，这就造成消费紧张，这也就是我们肉蛋奶涨价的重要原因。”
一个小时的媒体采访时间，记者提问5次，刘永好流畅地解答问题50分钟，维持着惯有的憨憨的微笑。
涨价是大势所趋
刘永好一般不会午睡，但是今天他休息了一个小时，因为下午还有一轮记者采访，“还是这些问题，大家都问猪肉涨价的事情。其实，这个和我的关系不是直接的，我可以给大家解释猪肉涨价的原因，但是，吃不吃猪肉是大家的选择嘛。”
一切都看似很透明，他节俭，现在用的还是5年前的手机，当时价值4000多元，穿的西装绝对不是世界名牌，所以引来不少人说他是农民企业家，“这些我一点都不讲究，如果花时间去考虑这些，我也不会有今天的事业了，你说是不是？”刘永好还是留着一贯的西瓜头，来北京开两会前，他刚到光顾了30年的理发店去修剪了头发，花了10块钱。“30年前剪头发的价格是2分，现在10块，消费总是在提高，这10年来，农业生产资料涨了很多，城市居民工资涨了，农民兄弟种点粮食也不容易，涨点价也是合情合理的。此外，国际上粮食、植物油等价格上涨也很猛，对国内的粮食价格也有很大的影响。多重原因导致猪肉价格也就跟着上涨了。”
刘永好的节俭与个人经历有关。他在20岁以前没有穿过一双新鞋子，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兄弟四人从养鹌鹑开始创业，创业并非一帆风顺，生意失败也曾让刘永好想隐姓埋名去新疆避难，“一开始，我在成都青石桥开了一个鹌鹑蛋批发门市部，后来生意越做越大，我们又在成都最大的东风农贸市场开了一家奇大无比的店，每天都堆放着数十万只蛋，近的是重庆、西安，远的是新疆、北京，还有老外的订单。那时候，我们成了全国鹌鹑蛋批发中心。最高峰的时候全县养了1000万只鹌鹑，比号称世界鹌鹑大国的德、法、日还要大，我们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鹌鹑大王和世界鹌鹑蛋大王。”刘永好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将事业从养殖转向饲料生产，1992年注册成立希望集团。“我租了一台刻印机，请一个写字好的朋友写好广告语。创意是我做的，稿子是我写的，刻是找人刻的，贴是我自己贴的，每家每户猪圈都贴上了我们新希望的广告。后来我们又做墙头广告。我们喊的口号，最开始是‘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后来是‘吃一斤长一斤，希望牌猪饲料就是精’。”
现在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涵盖产业包括饲料、乳业、肉产品、金融投资、房地产等10个行业，刘永好也曾在2005年登上中国首富宝座。
新希望扶贫基金
中午短暂的休息后，刘永好的助理把他安排到酒店的会议室继续接受又一轮采访，“媒体就是要把事实告诉大众，我说的是事实，安排这种采访的目的就是要让大众认识到猪肉涨价和新希望集团，关注不关注我刘永好本人并不是有很大关系。”刘永好略显疲惫地说道。走进会议室的时候，刘永好的老式电话又响了起来，“我太太打来的，今天我们要启动新希望新农村扶助基金，她是老师，比较关心这件事情。”
接完太太的电话，刘永好又面带习惯性的微笑走进会议室面对媒体的轮番轰炸。当大家把所有焦点都聚集到猪肉上涨问题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去关心刘永好正在做的其他事情，也就是太太在一日内打来多次电话和刘永好商榷的“农村扶助基金”。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刘永好也并没有向媒体主动告知自己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刘永好透露，“新希望新农村扶助基金”的计划是，“在未来5年里，为我国贫困地区的100个行政村捐建100所新农技推广站、博爱卫生屋、阅读培训屋以及红十字会医疗站，以上设施的建设模式由新希望集团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统一规划设计，建成后将移交给中国红十字会或当地村镇。”
刘永好说：“‘新希望新农村扶助基金’的另一作用是帮助农民贷到发展规模养殖所需要的资金，解决农民资金不足的问题，并降低养殖风险。养殖规模扩大了，生猪供应自然就增加了，这样肉价也就会回落了。”在这一规划中，刘永好希望可以与当地政府、相关金融机构合作成立担保公司，其运作模式为“专项资金支持一点、政府补贴一点、龙头企业投资一点、农户承担一点”。让刘永好感到欣慰的是，“新希望新农村扶助基金”吸引了汇丰银行、渣打银行、比尔·盖茨基金会等国际金融机构和慈善基金的注意，最终可募集资金很有可能达到上亿元，“中国有最大的消费群体，中国有最大的市场，我们理应产生世界级的农牧企业。这就是我们未来30年的目标，我们希望这个时间能更短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