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市场上纷传香港实行了25年之久的联系汇率制度将出现变动，这导致港股出现异动。在美元持续贬值、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推动下，现在香港通胀居高不下，而美国为应对次贷危机不断调降利率，导致香港存款负利率与负抵押贷款利率的“双负”形势日趋严峻，联系汇率制度被指欠缺灵活性，市场上又开始出现要求放弃联系汇率的声音。
对此，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在月初重申，金融手段难以遏抑通胀，他也不赞成改变联系汇率制度或与美元脱钩，因为这有可能让港人面临更大的风险。1983年任志刚曾协助推出联系汇率，自那以来，联系汇率对稳定香港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自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对联系汇率制度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多。尤其是当香港经济受外围影响和冲击比较大的时候，要求改革联系汇率乃至干脆放弃与美元挂钩的论调就更加突出。2002年香港面临国内通胀及政府连年财政赤字，中银旗下的中银国际在当年9月发表报告指出联汇阻碍香港经济成长，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当时访港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力挺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狠批报告失当。中银国际研究部董事总经理何绰越因此黯然离去。2004年9月23日，大量资金流入香港，以致港汇现货一度大幅升至7.705港元兑1美元，这是自亚洲金融风暴以来的高位，当时市场就流传港府将取消联汇制，最后以金融管理局入市干预并做出澄清而结束。2007年10月，外资蜂拥进入香港，港元汇率两度升至7.75的强制兑换上限，《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香港汇率制恐遇决堤之险”，香港金管局重申坚持联汇的同时，10月30日五次干预汇市，先后沽出逾78亿港元，买入美元。
有意思的是，联汇制每次考验的背后似乎都有国际炒家的身影。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自然是国际大鳄最疯狂的时候，当时特区政府在中央“不惜一切代价支持香港捍卫港元联系汇率”的全力支持下入市干预，最终捍卫了联汇制，对冲基金盈利离场。2002年8月，时任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向特首董建华报告称，有国际炒家攻击联系汇率，当时只有与美元脱钩或减少财赤两个选择。最后港府选择了加税、减开支来减少财政赤字。2007年10月的传闻来自著名对冲基金顾问机构MedleyGlobal Advisors发表的报告，称金管局高层私下游说北京改变港元联系汇率。当时任志刚否认传闻说：“不排除有人故意发表这样的报道。”
对冲基金借机造势，无疑想浑水摸鱼。现在市场上关于联系汇率的传闻大概也是如此，只是港府已经坚定地表明了捍卫联系汇率的立场，所以借放弃联汇的传闻来兴风作浪的边际效应越来越小了。尽管如此，市场上关于放弃联系汇率的声音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作为中资机构的代表，当年中银国际的报告不可能随着国际对冲基金的需要起舞，因此其报告具有相当的独立性。香港学术界也有学者认为应放弃联系汇率。正因为如此，关于联系汇率的传闻风生水起时，往往能够获得各方强烈的呼应，形成对金融监管当局的压力。
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形成有其非常鲜明的时代背景。香港政府于1983年10月15日公布联系汇率制度，就在于当时出现了港元危机，市民对港元信心出现动摇，港元不断贬值。当时确定港元与美元挂钩，7.8港元兑1美元的汇率一直延续至今。港元与美元挂钩而不是与英镑挂钩，显然是因为美元是国际结算货币与强势货币，香港当时主要出口地也是美国，因此挂钩美元对香港经济发展有利，对中国内地经济也起到了很好的屏蔽效果。然而，现在不但美元疲弱不堪，而且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尤其是金融市场的联系在这几年更为密切，港元汇率形成机制中的人民币因素越来越大。因此，联系汇率形成的大环境已经今非昔比。
本来，由于美元的贬值和人民币的升值，香港通货膨胀压力很大，有加息的必要。但是由于联系汇率束缚了香港货币政策的自主性，香港不得不跟随美联储减息，导致出现“双负利率”的少见局面。因此，现在联系汇率几面受敌，压力不可谓不大。
港元最终将与人民币挂钩被认为是大势所趋，只是现阶段人民币还不是自由兑换货币，港元还不可能与人民币挂钩，甚至还不能放弃与美元挂钩。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联系汇率制度、增加其灵活性和适应性应该是香港财经决策者必须考虑的了。
在加拿大抢购大米
■沈威风 文
我有一个西方朋友，在中国多年，能说一口非常地道的中文，他向人介绍自己的时候经常说，“我是美国的北方人，所以吃面不吃米。”这句开场白通常能引来中国人会心一笑，因为在中国而言，北方人多吃面而南方人多吃米，在全球而言，西方人吃面，而东方多吃米。不过，这种印象也许太过先入为主了，近些年来，西方人的饮食习惯也在悄悄地发生改变。据媒体报道说，在加拿大，大米已经成为最主要的主食，部分原因，当是这些年亚洲移民的涌入。不过，当地电视台有一个美食频道，有一天做了一个以米为主题的特别节目，24个小时里，各色人等粉墨登场，用小小的大米做了一天的饭，别无重样，充分证明了西餐里米饭文化的博大精深，原来吃米不仅仅是亚洲人的专利，白人们一样能吃出很多花样来。
最近粮食价格上涨成为最引人关注的问题，前几个月还只是玉米和面粉价格问题见诸媒体，现在米价据传也要开始涨。虽然国内超市里的大米还未提价，但是新闻上关于其他国家大米价格上涨的新闻已经屡见不鲜。3月31日的《曼谷邮报》说，作为世界粮食市场基准的泰国产中级大米价格达到每吨760美元，比3个月前翻了一倍还多。继国际原油价格破百之后，“米价破千”的预言也将成为现实。《曼谷邮报》还说，火爆的大米市场逼得粮商忙得团团转，他们不得不马不停蹄地周旋在农民和中间商之间，以确保得到足够的大米供应。《印度时报》3月31日的头版文章称：“低粮价时代终结了。”据《印度快报》报道，印度很多家庭因米价上涨已将一日三餐改为一日两餐。
加国的报纸在转载这些新闻的时候加上了“发展中国家粮荒”的字眼，那是因为粮食价格上涨对穷人的生活影响最为严重。尼日利亚家庭要把收入的73%花到吃饭上，越南食物开支占65%，印尼占一半，这些国家的人民正在经历自去年开始几十年未见的食品价格上涨态势，为此家庭食品开支增加了25%，严重影响生活质量。而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即使是占全美20%的最贫穷家庭，在食品上的开支也仅占预算的16%。但是谁都知道，这股粮荒的风潮蔓延到发达国家，也是迟早的事情。《华盛顿邮报》告诉大家，全世界各国政府最近几个星期都采取激进措施控制粮食供应。埃及说要禁止大米出口6个月；柬埔寨禁止私人出口大米，印度和越南也颁布类似禁令，限制出口。因此，指望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勒紧自己的裤腰带保证发达国家的粮食供应，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更何况，根据香港摩根士丹利经济分析师的说法，这一次的大米危机本来就是美国造成的。因为美国鼓励开发生物能源的法规是亚洲和其他国家这次粮食危机的根源。因为美国的政策直接导致粮食种植面积下降。或者说，没有石油价格高涨就没有玉米价格上扬，没有玉米价格上扬就没有大米价格暴涨。《纽约时报》发表社论指出，富裕国家支持生物能源生产，也在粮食紧缺问题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过去3年来，美国玉米酒精生产至少要占全球玉米需求量上升的一半。
而更常见的一个说法是，由于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人口大国的经济崛起，中产阶级的人数扩大，使得这两个超级人口大国的人民饮食习惯也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他们需要消费更多的肉类。而牛、羊的喂养则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
所以最近在加拿大的一些超市里也出现了一股小小的买米风潮，许多人都扛了三五袋大米回去。有人解释是看到了米价必将上扬的趋势，所以提前囤积，有人解释加入抢购的原因是油价太贵，能少去一趟超市是一趟。的确，包括油价在内的商品价格大幅上扬，导致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抬高，应该是这一轮粮食涨价的真正原因。不过据经济学家们分析，如果美国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进而引发全球性衰退，各种大宗商品的价格都有可能出现下降。毫无疑问，现在美国的经济已经出现衰退，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是否坐等全球经济衰退引致的粮食价格回落，可能是一个令人悲喜交集的两难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