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已经享受了一场举债负担的支出盛宴。但如今的境况更为艰难：你发现自己不可能偿还贷款；你不得不支付比以往更高的利率；或者你发现自己拿来充当抵押品的资产价值目前低于贷款额。你能够做些什么呢？假若有足够多的人像你一样陷入困境，你可以呼吁让政府这个救星施以援手。
因此，作为此轮危机最明智的分析师之一，瑞银(UBS)的乔治·玛格纳斯(George Magnus)已经注意到，此轮危机“正带来一系列认真计划但明显有违常规的公共政策反应”——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纾困行动。他的观点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同。
举债过度的个人只有三种选择：将支出减至收入水平以下，向他人出售自有资产，或者，在最最糟糕的情况下出现违约拖欠。但是，一个人的债务等于另一个人的资产，一个人的支出等于另一个人的收入；一个人出售等于另一个人购买，而一个人违约就等于另一个人蒙受损失。
如果许多个人减少自己的支出，以偿还债务，那么经济会出现衰退。如果许多个人试图出售自己拥有的资产，那么价格会暴跌。如果许多个人债务违约，那么金融中介机构就会倒闭。整个经济体的经济情况与单个家庭并不相同。这或许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最重要的观点。
因此，玛格纳斯辩称，目前“存在一种相当严重的风险，降低负债水平所带来的低迷有可能失控：信贷紧缩导致经济萎缩，这将造成进一步的减记和资本耗损，从而带来更为严重的信贷紧缩，凡此种种”。从好的方面来看，政府救星置身局外，为自己操控的热情击节叫好。从坏的方面来看，当趋险变为避险，政府救星也被拖下水。
从1982年第一季度的低点，到2007年第二季度的高点，其间金融行业利润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例增长了6倍以上。在此轮繁荣的背后，是经济各领域杠杆水平的普遍上升。杠杆是将经济“铅块”变为金融“黄金”的点金石。目前如果试图降低杠杆水平，就可能面临黄金变回铅块的风险。
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的埃莱娜·雷伊(Hélène Rey)为金融领域论证了这一过程。她描述了市场失灵的三种方式：通过发起到分派的模式，这种模式评估贷款质量的动力不足，容易出现质量不明资产泛滥；通过信用违约掉期的恶性循环，不断上涨的价格促使银行资金成本上升，信用状况由此下降，等等；最后，通过资产市值不断下跌，交投清淡的市场上出售问题资产，导致偿付能力下降，并造成进一步的出售。
每一家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会把其他机构一起拖下水。它们都渴望的解决办法是由政府充当流动性不佳信贷工具的最后贷款人，并作为减损资产的最后买家。前一种行为自沃尔特·白居特(Walter Bagehot)朗伯德街(Lombard Street)时代以来颇为人知，而后一种则是明显的纾困行为。但对整个金融行业而言，其它减少过度负债的方式不仅过于缓慢，而且具有全面的破坏性，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现在看看第二个关键的领域：美国家庭。10年来，他们的支出水平一直超过自己的收入。事实上，这种支出一直是美国资本账户持续盈余（或经常账户赤字）最为重要的一个对应因素。在此过程中，美国家庭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债务。
家庭如何谋求集体地减少债务呢？他们可以尝试出售资产。不过，他们只能把房产出售给其他家庭，总体而言这起不到什么作用。他们可以向全球其他地区出售证券，但其价格可能首先暴跌。他们可以违约。事实上，许多家庭似乎都可能会这么做。但这将危及金融行业的偿付力，从而影响政府的资产负债状况（通过纾困），或其他家庭的资产负债状况——通过金融资产的损失。
最后，他们可以缩减支出。但此举就算不会导致经济大萧条，也肯定会带来经济衰退。2007年第四季度，美国家庭储蓄仍一如既往地处于低水平，仅占GDP的2%。想象一下家庭储蓄迅速回升至上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这相当于GDP增长4个百分点。其结果将是一场深度的经济衰退。因此，难怪政客们正试图对住宅市场施以援手，而美联储(Fed)则一直在积极降息。
面临这种困境，政府总是以最后贷款人、借款人和支出人的面目出现。政府将采取行动，为资不抵债的个人和机构纾困，取代私营金融领域的放贷活动或为其提供担保，还有重要的一点是，由于私营部门财政赤字收窄，政府的财政赤字扩大。
因此，日本长期危机对资产负债状况的主要影响，是政府债务总额从1990年GDP的70%升至去年年底的180%，对此我们不应感到奇怪。债务并没有消失，而是被社会化了。
同样，一旦出现长期金融危机，美国政府负债水平上升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公共债务大幅增加，意味着长期私人债务无形的增加。但这是社会化的私人债务：节俭者将为挥霍者埋单。
目前存在一个逃脱公共部门债务陷阱的出口：被称之为“通货膨胀”的大规模违约。通过破坏货币的购买力，政府可以操纵整个经济的负债水平迅速下降，这是以牺牲债权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主要是那些老年人和外国人。通胀是对债权人征收的“神奇”赋税，他们的收益被直接转给了债务人。
结论非常简单。无论家庭还是整个金融行业，都无法迅速降低负债水平，除非通过灾难性的大规模违约，或将其债务转移到其他地方——通常是转移给政府。对整体经济——尤其是大型经济体——而言，要戒除举债瘾十分困难。不过，很多人可能会憎恶这个观点：私营部门的金融狂热最终将成为公共部门的痛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