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愤怒的集资户至今仍然认为，“小姑娘”从一开始就为自己设下一个圈套。但她的哥哥杜建敏显然不同意这个观点。
“她没那心计，如果真是这样，她会把自己家人的钱也骗进去吗？”杜建敏说，他有640万元投入了亲妹妹的“事业”中，至今没有取回来，他为此欠着别人540万元的债。杜益敏的妹妹杜晓敏也有78万元被圈进了姐姐的吸金黑洞中。甚至到最后，她17岁的儿子每年压岁钱攒下来的3万块钱存折也成为牺牲品。
如果说“小姑娘”家人是出于对亲人的信任稀里糊涂地入了局，那么愤怒的集资户说这是一个圈套或许也不过分，因为他们对“小姑娘”的信任，是杜益敏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
亲近“小姑娘”的人将杜益敏的集资路总结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真心集资干事业。今年43岁的“小姑娘”在29岁时第一次出远门到广州学了两年美容，回来后她在丽水缙云盘下一家高级美容店，并与当地的“官太太”们熟稔起来。学会了打麻将的她，在2000年借助当地百货公司改制之机，投标65万买下了百货公司仓库，加上当年化妆品生意亏了50万，“小姑娘”第一次选择了当地非常盛行的集资，集资额90万。
第二阶段：遇到了困难，扩大集资，却遇到更大的困难。缙云的美容店生意一直不温不火，由于根本无法支付自己的借款，杜益敏被迫选择向他人借款，用以归还原来的欠款。为了堵住资金漏洞，她在丽水、杭州、上海投资多套房子，到丽水市区开了新美容院，但还没到这些投资有所回报时，债务就又到期了。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和取得别人信任，她只能不断借钱去支付前面的利息和本金。
第三阶段：虚构项目骗钱，走上不归路。大约从2005年年底开始，“小姑娘”开始发疯般集资，从别人求着她集资，到她到处找人集资，许多项目纯属子虚乌有。一些早期发觉蹊跷的人开始动用关系，暗中帮助“小姑娘”，从而取回自己先期投入的资金。
“上面有人”
至少在第一、二个阶段，在2006年年初之前，“小姑娘”在当地都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人们把钱给她，她有借有还，她给的利息也很公道，是丽水当地非常正常的2分，如果是短期大额资金拆借，她给的佣金通常能达到3分到5分，给一些人甚至达到10分。
更为关键的是，她“上面有人”，她的姐妹有很多都是官太太，她还是现任青田县公安局长杨延明的女儿的干妈，而这位局长在丽水当地多个区县都曾任过要职。
而她“手里也有项目”，她参与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也有板有眼地在建设中，她在各地拥有的多套住房和公司为她提供担保，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人们都没有理由怀疑她。
仅凭单纯的信任，这或许便是中国民间集资的病灶所在。在西方发达国家，有一套健全的金融机制和法律土壤保证人们不会仅凭原始的信任便赌上身家性命。像丽水当地非常普遍的房地产投资，国外信任的是 REITs（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MBS（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CMBS（商用物业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等一系列房地产投资工具。
这种金融衍生工具将大规模的房地产融资证券化，既可以使普通民众通过持有这些证券分享房地产投资的高收益，也为房地产融资提供了便利的渠道。而发达和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则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完备的信息。
但是在丽水，信任就是杜益敏的一张白条以及白条背后人们想象出来的“关系”和实力。凭借一张白条，杜益敏便可以从别人那里支走成百上千万的资金，而且，放松了警惕的人们从来不会过问这笔钱她将用到哪里。
甚至到最后关头当气急败坏的集资人来到“小姑娘”面前扬言要杀死她时，她竟可以镇静地回答说，“你打死我也没用，留着我，我还可以骗钱来还给你。”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潘万松身上，当人们看到这家名称前面冠有“中国”字样的公司正在经营市中心的房产建设时，人们便想当然地以为这是一家实力超群的公司，绝对不担心会出现任何问题。
但官方的审计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潘万松及其子女竟然买了将近3000万元的基金和将近200万元的股票。
少统计了两辆车
3月21日，当审判长郑超宣布“小姑娘”一审死刑时，杜建敏用缙云话朝自己的妹妹嚷了一句“杜益敏，把你该说的都说出来，争取立功表现！”法警马上过来制止了他，杜益敏回头望了一眼哥哥，没有说话，神情黯淡，那是杜建敏最后一次看到自己这位“单纯的”妹妹。
“那种表情非常痛苦，我感到她心里有苦说不出来！”杜建敏说。
“小姑娘”被判极刑的消息在丽水市里传开后，原来的集资户们心情却都很矛盾。虽然对“小姑娘”恨得咬牙切齿，袁巧却不希望杜益敏现在就死，“有1.25个亿没有追查清楚呢，现在她死了，就死无对证了，对谁都不公平！”
和袁巧一样想法的“小姑娘”案受害者大有人在。那消失的1.25亿元是每一个集资户都在质问的焦点。
“问题非常好解决，几乎所有款项往来都是通过银行，银行都有记录，只要一笔一笔往回缕清楚，不可能会有这么大的资金查不出来的！”一位损失惨重的集资户说。
“一般而言，消失了的钱有3种去向，要么，她自己藏起来了，要么，她让家人藏起来了，要么，她挥霍掉了。”杜建敏分析说。
然后他开始使用排除法进行分析，“现在都已经判处死刑了，她还要那钱有什么用？她到最后连前夫那都‘搜刮’了20万出来还债，你说她会自己把钱藏起来吗？至于家人，我只能拍胸脯打包票说我们没有拿，说她挥霍掉的，4年连同她的宝马车在内，也就150万，她又不赌钱，挥霍不了那么多钱！”
杜建敏亲眼见到自己的妹妹买过4辆车，并亲自试驾过，但到了法律文书里，一辆尼桑阳光和一辆奥迪A4没有被统计进来，而当年这两辆车送给杜益敏干女儿的母亲时，那辆奥迪A4独特的车牌号是全城人共知的秘密，但现在这个“浙KK0369”的车牌，在缙云当地车管所内都查询不到了。
“我没有其他的证据，我只能说至少有两辆车少统计了。”杜建敏说。
在丽水，“小姑娘”案这个涉及当地众多受害人的庭审总共开了3次，每次到庭旁听的人数都没有超过30人，很多当地人是到临开庭才知道消息，急匆匆赶到法庭时，历时10分钟的庭审已经结束。
一个庭审的细节在集资户中流传，第二次庭审时，当杜益敏的辩护律师陈卫东询问她是否有检举立功表现时，审判长迅速打断了这次询问。陈卫东向记者证实了这一点。
另一个未经证实，关于录口供的细节也在集资户中广泛流传，一些知晓内情的集资户被公安叫去录了两次口供，在第二次录口供时，当话题触及一些官员时，负责笔录的警官就搁笔不动。一些了解更多细节的集资户还曾接到恐吓电话。
袁巧耿耿于怀的是，在杜益敏即将败露的2006年5月，袁巧对向自己借钱的“小姑娘”并不了解，便去缙云县公安局保安公司经理应国兴那儿了解情况，当时这位袁巧非常敬重的领导对她拍胸脯说一千个放心，“小姑娘”在杭州、上海都有房产，资产几千万，有的是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