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猛涨的背景下，中国如果不提高国内市场成品油价格使之最终与国际市场接轨，将直接影响新能源在中国的推广与开发。
新能源开发已经成为中国内外经济界的热点，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3月18日发布了《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系统提出中国未来的新能源发展战略。显然，中国高调提出开发新能源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更是为缓解乃至消除现行能源消费模式造成的温室效应、大气污染等严重环境危机。
然而，新能源开发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再先进的技术，倘若缺乏商业可行性，必然无从推广。因此，要发展新能源，就必须设法为之提升商业可行性。与常规能源相比，新能源最大的商业弱点在于成本较高，如果常规能源维持原来的低廉价格，新能源的开发就注定缺乏商业动力。事实上，近年国内外新能源开发的热潮很大程度上系拜油价高涨所赐。在这种情况下，出于良好动机所推动的抑制常规能源价格的政策，很可能产生一系列负面后果，包括抑制新能源正常发展。
因此，基于以下理由，提高国内市场成品油价格直至最终与国际市场接轨，有其合理逻辑：
——中国境内外成品油价格倒挂将激励向境外走私成品油、境外交通工具来境内加油等诸多跨境套利行为，导致国内肥水外流，等于补贴境外消费者。
——在原油价格已经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情况下，成品油价格与国际市场联动能够为中国石油企业改善内部管理创造必要的外部环境，否则，石油公司内部炼油部门等于是要承担强制性的亏损义务，公司不得不为一个扭曲的价格体系付出额外的成本来界定内部不同部门的真实贡献。
——激励中国企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节能途径，激励中国居民寻求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推动构建节约型社会。在油价上涨的时候，无论何种目的，要求政府或石油企业补贴高收入居民的奢侈消费都有些勉为其难。
需要强调的是，新能源开发、尤其是核能的开发，在技术探索过程中必定要承担种种风险，社会公众的宽容对其发展至关重要。而启动传统能源的价格杠杆，更是其中关键一步。尽管此举有加大通货膨胀危险，或会引发舆论反弹的压力，但从促进中国未来能源结构转型的大计看，此险值得一试。
回顾中国历史，明清两朝为求“平安”而偏于保守的取舍，已为中国发展留下深远遗憾。
明朝初期，中国海运技术在全世界遥遥领先。与早先数十年的郑和船队相比，哥伦布的新大陆远航船队犹如玩具。但明中后期后，西欧航海技术成功赶超了中国。中国航海技术何以在那样一个和平发展的年代落伍？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漕运兴起，致使当时直至晚清的中国海运业丧失了巨额政府采购的推动，而西欧的航海和探险却被航海家亨利王子等人运用政府资助等方式推动发展起来。
明成祖定都北京后，因北京周边粮食不能自给，从江南到首都的大规模粮食运输成为政府最重要的事务之一。南粮北运有运河和海运两条路线，海路的优势是运输量大、单位运输成本低，但每年时有海难死伤发生；走运河平均运输成本高，但更为安全。在追求平安的思路下，明廷决定弃海路，全部走运河，结果这项貌似“理性”的决策不仅因成本过高而耗尽了明朝政府的财力，更使运河沿线一些地方在明清两朝都为确保漕运付出惨痛的代价，最典型的兴盛于唐朝开元盛世的泗州古城在康熙年间为保证漕运而淹没在洪泽湖下，直至2004年方才部分浮出水面。
从中国后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判断，这项“理性”决策的后果是得不偿失：不仅让中国海运业在明清两朝陷入停滞，还从根本上使得中国在世界巨变的环境下无力应对，滑向衰败。
今天，中国在发展新能源面前面临同样的抉择，是让油价继续偷安换取称赞，还是果断为新能源开发创造条件？这个两难的问题着实值得当局者认真思量。
（本文作者是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让产油国拯救华尔街
■阿尼尔·卡什亚普(Anil Kashyap) 玄宋申 （Hyun Song Shin） 文
美国投资银行贝尔斯登(Bear Stearns)低价出售，将信贷危机带入一个更为危险的新阶段。许多市场参与者似乎正寄望于美联储(Fed)很快就能创造奇迹，终止市场动荡。他们将会失望。
贝尔斯登无法借入款项，原因是其债权银行和交易对手使用的现代风险管理体系，要求它们保留足够的资本金，以应对其投资组合的潜在损失。如果投资组合的“风险价值”上升，银行就必须或增加资本金，为额外风险提供支撑，或降低风险［通过出售资产，向投资者要求更多“消搭”(haircuts)——兑现安全保证金——或不对贷款进行展期］。
随着信贷危机的继续，银行的可测风险已迅速上升。与此同时，银行蒙受的损失导致其资本金枯竭。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已迫使美国金融体系屈服。随着银行试图降低自己面临的风险，它们正在取消一些信贷安排。贝尔斯登的售价可能仅为每股2美元，而一周前其股价还是70美元，这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好证据，表明银行对承担风险的兴趣已经消失。这可能成为大规模全球信贷紧缩的开端。
我们由此得出几个结论。首先，由于最大的金融中间机构没有充足的资本金，为可测风险提供支撑，因此它们将继续努力缩减资产负债规模，直至它们能够重建资本金（抑或，它们感知的风险奇迹般地下降）。这解释了为何美联储的定期资金招标工具(term auction facility)、定期证券借贷工具(term securities lending facility)和新的一级交易商信贷安排(primary dealer credit facility)等流动性举措可能只是暂时性的补救措施，而不会终结危机。
银行希望缩减风险敞口，而不是维持或增加风险敞口。美联储提供的流动性支持，是在鼓励银行从美联储贷款，然后转贷给他人——换言之，鼓励他们增加资产负债规模。相反，银行和经纪公司希望缩减资产负债规模。
其次，美联储尚未准备好应对这一问题。要创建实际资本，美联储必须以高于市场的价格直接购买价值受损的担保品。这相当于以公共资金资助股东纾困。这不是央行的职责，美联储也明白这点。
第三，应该优先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首先，暂停派息（即便这样做的是资本金充足的银行）将释放银行的放贷能力。不过，这种做法可能还不够，而且需要时间。银行必须迅速找到新的资本。现有股东无疑会反对股权稀释，但银行不能让他们阻碍问题的解决。正是这些股东放任他们的银行制造了当前的混乱，这种混乱目前可能导致金融体系受损。
最迅速的解决方案，是在下一轮螺旋式下跌前确定一些买家。一组显而易见的买家是中东的主权财富基金。它们曾经大举投资，但在首轮投资中就遇到挫折。美联储在1月份的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曾非常明确地表示，它将竭尽全力避免市场崩盘，但自那以来，油价已从每桶约92美元的水平涨至109美元（截至3月18日）。在此期间，其它大宗商品价格也在上涨。鉴于目前全球经济前景不断恶化，对该现象一个貌似合理的解读是，某些原本可能流向金融机构的资金，实际上被引导向购买石油等大宗商品。这种投资组合的重新配置，对石油生产商而言纯粹是一笔意外之财。
中东石油国家每日生产大约2500万桶石油。如果可以说服它们把1月份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以来每桶上涨的17美元中，拿出4美元来投资，就意味着有40亿美元的资金可以得到配置；而贝尔斯登的售价仅为2.5亿美元。无可否认，这应该是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而非财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进行的对话。但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纾困的公司事实上很快就获利不菲。相反，如果随后爆发全面的信贷紧缩，对全球经济的附带影响可能非常巨大，足以大幅拖低油价。
最后，如果我们的提议听起来不那么诱人，那不妨比较一下另一种情况：银行系统状况不断恶化，直至用公共资金进行资本重组变得不可避免。政府直接接管应该是最后的手段，但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动，这可能会成为唯一可行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