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帘掀开，周鸿涛的店进来了3个女人。
她们提着塑料袋，里面装着貂皮，而周鸿涛的店卖的主要就是貂皮大衣上的小附件：纽扣、胸针、饰品等。
3个女人叽叽喳喳询问价格，比较着纽扣的优劣，但周鸿涛却对她们有些爱理不理。
“谁知道她们是干什么的呢，也许是来盗版的。”她们四处巡视一番，没买下一件商品就出了门，周鸿涛对她们的来意更加表示怀疑。
这是雅宝路上的一个“风俗”，商家并不欢迎进店来的国内同胞，除非是熟悉的老顾客。这里竞争压力太大，而每个店吸引顾客的正是其与众不同的特色商品，他们对国内同胞保持着警惕，担心自己的款式样式被同行抄袭盗版，为此甚至在门口挂了个布帘，看起来似乎就是想要和顾客拉远距离，可久而久之，大家也就见怪不怪了。
也有外国人来买一件东西去模仿的，这些事情没办法防范，“只有不断创新了。” 周鸿涛说。
与北京那些既宽且长的马路相比，雅宝路显得短促而逼仄，但它在俄罗斯以及中亚、东欧的名气却要大得多。据说， 5个俄罗斯人当中就有1个人身上穿的衣服出自雅宝路。
3月中旬的雅宝路，初春的阳光熏暖和风，但这里的人们无心享受。对他们而言，生意是与温度背道而驰的，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冬天旺季已经过去。
这条道路，这个与中国改革开放、苏联解体等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民间国际贸易市场，已然走过20年。
雅宝路上的女翻译
30多岁的周鸿涛家在吉林，专业学的俄语。1996年北外毕业后，她没有像大多数同学那样回到老家，而是在雅宝路上的一家西餐厅做了招待，然后做主管，做经理，到2003年的时候她已经挣到让同龄人羡慕的高薪。
但她并不甘心，“我总不能给别人打一辈子工吧？” 对财富的向往和追求让她决定换一种生活。她有个在雅宝路做翻译的同学，在一家皮毛公司做了几年后便买了房，买了车。“她就是我的榜样。”周鸿涛说。
2003年的时候她离开餐厅，去一家皮草公司当了翻译，薪金比在餐厅时低了很多，但她并不在意，对于自己的人生，她有着长远的打算。
在雅宝路上做翻译的大都是懂俄语的女孩们，男性在这里不受重视，甚至被排斥，因为在很多老板看来，男性来做翻译只是为了偷师学艺。所以这里的员工大都是女性，甚至俄罗斯来的顾客也大都是女人。“俄罗斯男人好喝酒，来到北京花花世界也不安分。”周鸿涛的丈夫——他自称是周的员工——这样说。
但男性老板们显然对员工性别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雅宝路上的女性也并不如他们臆想中的那样安分——老板，谁不想做呢？
周鸿涛就是这样一个“不安分”的女人。
一年后，她觉得时机成熟，投入十几万资金，开了现在的这个皮草配件店。“我是第一家开配件店的。”周鸿涛对自己敢吃螃蟹的精神感到得意。
几年后，她已赶上了当初的榜样：买了房和车，车是别克，她还想换一辆雷克萨斯。
“如果你开一辆二三十万的车到天雅大厦露天停车场，管理员马上会让你开走，停到路边去。因为这个停车场是天雅大厦商户专用停车场。而商户们的车都是一百万以上的名车。一眼就能判断出你是不是天雅的商户。”北京的媒体曾对此津津乐道。名车是一种表征，它们代表了雅宝路上的人们在20多年来积累起来的财富。在财富的映衬下，人们俨然就是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这里处处是机会，赚钱最受鼓励。只要你勤奋，有胆量、有眼光、有才能、有门路，你就能赚到钱。周鸿涛朝气蓬发，她的收入紧跟GDP的增长，她为找到各种赚钱的手段而兴奋不已：她正在准备一个皮草店铺的开张，已经找到了香港的合作伙伴；俄罗斯的朋友需要木材烘干设备，她联系到了出价低廉的生产商；俄罗斯的朋友带来了一块重量轻而承重大的砖头样品，她也正在寻找国内的生产商，希望赚一笔代理费用。
地摊 大棚 不归路
“我喜欢做的事情是静静地搞研究做学问做实验。”陈黎利在雅宝路上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而闻名，1994年，身为中国有色金属研究员，陈黎利因为和领导的误会辞职下海，同事们议论纷纷、大惑不解，甚至她自己，也是用一年半的时间才调整过来。“我堂堂一个工程师，怎么来做这个了？”
她借了1万多块钱，和朋友在日坛宾馆租了一间房间，靠着有前苏联的亲戚关系，做起了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国际女倒爷”。
那时候，雅宝路在北京人心目中的印象很不好。“雅宝路在使馆区附近，最先是北京的一些无业游民在那里兑换外币。88、89年的时候，一些人在日坛宾馆那里挂着几件衣服买，主要是回城的知青。然后是劳改释放人员、社会无业青年。”陈黎利说，“坑蒙拐骗偷，你能想象到的所有罪恶都有。”
而她就要与那些“不务正业”的人为伍了，这是一条“不归路”，对于这个家里祖祖辈辈都没有人经商的女性而言，这是很丢人的事。改革开放虽已开始了十多年，但皇城根下的人们依旧对个体户、对那些没有“单位”的人持有深深的偏见。这也难怪，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之前，关于左和右的论争，仍然摇摆不定。
地摊、大棚、混乱，这是人们记忆中1990年代的雅宝路。由于长期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的战略体制，解体后的苏联，日用商品极度缺乏，那个时候中俄民间贸易刚刚开始，俄罗斯商人蜂拥而至雅宝路，只要有货，不管是什么都买。陈黎利以及众多投身于这场民间贸易热潮中的人们很快赚到了“第一桶金”。
当雅宝路逐渐聚集成一个市场后，浙江人来了，他们秉持着吃苦耐劳、对市场十分敏感的经商传统和天赋。“我很佩服浙江人。”这句话周鸿涛说过，陈黎利也说过。浙江人不仅做外贸，还炒商铺，随着商户们从地摊、大棚、简陋的房间搬到高档的商厦，租金日渐高涨。
然后河北人、东北人、广东人纷纷到来，像陈黎利这样的本土北京人却越来越少。“1990到1998年间是雅宝路比较好的时期，货都很好卖。1997、1998年的金融风暴也影响到了东欧和俄罗斯地区，雅宝路开始洗牌。”陈黎利说。
曾经，有人来到这里因为做了几个单一夜暴富了，有人因为收不到货款破产了，有人因为经营不下去卷铺盖回家。“那时候很不规范，很多人不了解服装，恶性竞争，卖了不赚钱。”陈黎利总结说，自1998年后，雅宝路虽然仍然会受到国内国际各种因素的影响，但到现在，是处于比较平稳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