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007”小说的创作存在指导原则的话，那么这条原则就是“格雷森法则”(Gresham’s Law，即“劣币驱逐良币”)。这条原则曾经让一名平庸的作家——伊安·弗莱明——写作时处于巅峰状态，却让写作高手们的状态大大低于其惯常水平。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是第一个示范这一原则的人：1968年，他用笔名罗伯特·马克安发表了小说《孙上校》(Colonel Sun)。如今塞巴斯蒂安·福克斯用其本名，鲁莽地投身到下面这个“自以为是”的套路中去了：
“我在想，假如我写出一本‘混血’小说，同时融合《你死我活》(Live and Let Die)的节奏和《太空城》(Moonraker)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那会怎么样？假如我吸收弗莱明所有的长处，弃用其所有乏味无聊的语句，那会怎么样？……然后我就知道故事的坏人将是什么样子了；然后我发现了一处被弗莱明忽略的故事场景；然后我六个星期没有动我的日记本；然后我写出了这部小说。”
上述套路中唯一被这部小说遵循的就是(弗莱明自己也轻松坦率地承认)，他承认要写出这部小说，六个星期的时间是必需的。但故事情节呢？这部混饭吃的小说长度是多数经典007小说的好几倍，但有关性的描写几乎直到最后几页才出现，在邦德的故事中不可或缺的遭难经历也是如此。反角不那么坏，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坏人，但并未让人产生恐惧或令人反感。他的同伙——诚然，一开始他的名字叫“Chagrin”——被安上了越南人的身份，却并不比朝鲜人的身份更让人讨厌。
他变聪明了吗？
考虑到故事在时间和地点方面的一致性，我们一开始就可以猜出：邦德所在的伦敦将是1967年夏天，会借由笨拙地提及弗朗西斯·奇切斯特爵士(Sir Francis Chichester)和滚石乐队而显示出来。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M女士”还会说“握个手吧”，或者还会出现一个叫“R”的服务部门——一心一意让特工们心里自我感觉良好？好吧，我们不会惊讶于CIA的弗利克斯·赖特(Felix Leiter)现在效力于私人部门，也不会惊讶于邦德再次受到混乱状况的折磨——在《来自俄罗斯的爱情》(From Russia With Love)中一开始折磨他的那种混乱。（“他的脑袋变聪明了吗？”）没有，令人沮丧的是，我们发现，福克斯已是不言自明地厌倦了他自己的“创造力”。
比如，在故事开头有一场很有文章可做的小规模枪战：在邦德前往伦敦机场之时，他遭到了两辆摩托车的埋伏袭击。但作者在故事其他地方几乎完全忘记了这一段，在邦德轻松地给全能的劳利亚·庞森彼(Loelia Ponsonby)打电话时，作者差点没想起补上这一漏洞。
严重不靠谱的情节
要是像对待经典一样读弗莱明的书，就可以找到内行人眼中的笑话以及其他书里出现的场景。某位杀手的枪从一把椅子的椅背穿了出来，就像《007之皇家赌场》里一样；我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一个神经病杀手在一列俄罗斯列车上的命运，与电影版《你死我活》中想要成为铁路杀手的另一个家伙的命运交织在了一起[这里也有一个笑话，讲的是一个名叫“甜心”的女孩的父母如何被认为肯定曾是“千里眼”的故事。这个笑话蹩脚地模仿了《永远的钻石》(Plenty O’Toole)里的版本，不禁使人怀疑把小说版和电影版弄混淆的程度究竟可以有多严重]。类似的，维斯珀·林德(Vesper Lynd)和哈妮·里德(Honey Ryder)的影子也不时闪现。最奇怪的是，关键的遭难场景终于出现了，但却是借用了金斯利·艾米斯的手法。小说中也有一个甜得腻人的片段，那就是邦德和他的女郎不但身处俄罗斯，同时也身陷爱河之中。
弗莱明自己曾宣称，他以足够快速的情节推进来掩盖所有对其真实性的怀疑——这是一种坦率却有才气的战术。但福克斯却不幸地耗费了太长时间，因而未能让其努力蒙混过关。除了勉强让人相信的荒谬巧合——比如邦德刚获悉狡诈坏人的信息他们就意外遭遇——之外，所有事情事无巨细，都描述得非常详细。
如果我们不是生活在一种类偏执狂的反美文化氛围之中——相比之下弗莱明当初所处的反苏氛围算是温和的，那么对于CIA居然有动机出卖我们的大英雄这种严重不靠谱的故事情节，所有出版商都会毫不犹豫地拒绝认可。正是这种毫无顾忌的心态暴露了作者在礼仪、精确度和用心方面的简单粗糙。我想起了波斯版的达考·凯瑞姆(Darko Kerim)说的一句话，真正的英雄是一位“不朽的公民”。有些人可能不认为詹姆士·邦德头顶上有这样的光环，但即便是这些人，可能也会反对像这一次这样糟蹋他的形象。
